2009年11月15日 星期日

決戰前夕 - 通脹通縮之間的博弈

最近一直有通脹通縮之爭論,而兩派均言之成理,導致巿場上出現金債俱升的奇異現象。日前,畢菲德勸勉年青人時表示,手持現金是最差的投資,看來確是「股神」的由衷之言。不過,偏離正常的現象不會長久維持,通脹通縮之間的對決總會在巿場上分出勝負。普某不才,嘗試從最基本的交易方程式(equation of exchange)去分析有關問題﹕

MV = PQ
M代表貨幣供應量
V代表貨幣流通速度
P代表價格水平
Q代表實際產出水平

國家大印銀紙(M上升),卻未見通脹上升,其關鍵原因是貨幣流通下降了。這裡其中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由於銀行的信貸活動還未回復正常水平,因此貨幣的乘數(multiplier)效果被大大減弱了,導致貨幣流通速度大減(V下降)。

然而這裡潛伏著一個很大的危機﹕由於貨幣供應已大幅上升,若果經濟活動回復正常水平,MV所產生的效果便會導致高通脹出現。現時仍未發生的現象,並不代表她將不會發生。

普多斯還有另外一個迷思﹕究竟V是如何量度的? 在電腦全面普及的年代,電腦交易可以在不受地域限制下在每秒間以天文數字去進行。換言之,在科技帶動下,V可以是無限大的。然而,這個無限大的V會對實際產出水平產生作用嗎?

普某不敏,敬請賜教。

後記﹕感謝麥博士撥冗賜教﹕高科技雖然確實帶動了V的上升,惟V目前仍是一個相對較穩定的變項。

2009年11月14日 星期六

聯繫匯率的死穴

經常瀏覽這個網誌的朋友可能會注意到一件事—這裡經常討論聯繫匯率的問題。的確,普多斯認為﹕身在香港,身為「第四代香港人」(引用呂大樂教授的用語),聯繫匯率問題極可能會在這一代出現重大轉變。而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快,普某的印象便越來越深刻。

先舉一個簡化了的例子﹕
假設人民幣未來1年內將會升值2%(只是隨便舉一個數字)
若果中央宣佈人民幣明天開始自由流通(解除外匯管制),結果會怎樣?
首先,中港貿易會改用人民幣而取代港元。零售商為了避免匯率損失,零售產品會配合來貨價(批發價)改用人民幣為單位。消費者避免損失,亦會將手上的港元兌換成人民幣。這個過程會一直持續,直至港元貶值至等於人民幣1年內升值2%的一個數值。

現在我們把例子再弄複雜一點。一個國家的貨幣價值主要是取決於國家的生產能力。現在我們面前有兩隻貨幣。一隻是代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人民幣,一隻是代表香港(已離開經濟高速增長期)的港元。同一個問題,若果中央宣佈人民幣明天開始自由流通(解除外匯管制),結果會怎樣?

由於所有人都不可能準確預計人民幣實際升值多少,最理性的做法便是將手上的港元全部兌成人民幣。然而,當所有人都同時間走去銀行兌換人民幣時,銀行便要被迫用港元向外匯基金兌換外幣,使外匯基金儲備急速下降。所以,假如人民幣真的自由兌換時,根本不會存在聯繫匯率應否脫鈎的問題(即這個是一個偽命題)。因為聯繫匯率根本便會不攻自破。

2009年11月1日 星期日

小額貸款 改變命運

小額貸款(microfinance)由尤努思(Muhammad Yunus)提倡。尤努思發現很多低下階層人士其實有一技之長,奈何欠缺「資本」,以致一直無法脫貧(尤努思親身經歷的例子是婦人要以高利貸購買材料(竹),把成品(竹器)賣給債權人,七除八扣後,婦人依然無法改善生活)。於是,尤努思在1976年成立農村銀行,專注小額貸款業務,現已在孟加拉有二千二百多間分行,受惠者共有六百六十多萬名貸款者。2006年,尤努思更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之一。

小額貸款平均每筆只有一百三十美元。貸款回收率高達九十八點五。而且在六百多萬名借款者中,約有百分之五十八人士實現脫貧。有鑑於小額貸款成效顯著,2004年,有心人士在網上成立中介借貸平台。借貸人可以透過網上平台說明自己的借款金額、用途、還款時期等,貸款人可以在網上另一端檢視有關計劃,並提供貸款予合儀計劃(最低每筆二十五美元)。貸款人亦可透過這個平台「貸款」予慈善機構,由這些慈善機構協助審核貸款計劃,好處是貸款人可從慈善機構的貸款回收率檢視她們的審核是否嚴謹,避免自己的貸款出現壞賬情況。

有心人士可以瀏覽以下網址,以便瞭解詳情﹕
http://www.kiva.org/

2009年10月26日 星期一

肉食者鄙?

最近,不少政黨均就樓巿問題加入戰圈。而說實在,普某近日對香港政黨(這裡沒有針對某一政黨,是泛指整體質素而言)的素質越來越有所保留。樓巿問題固然是民生的頭等大事。而民選議員為選民爭取權益亦是這個遊戲規則下的基本玩法。只是,穩住樓價是否真的便可以令民生得以改善? 簡單來說,為政是否如此簡單?!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普某讀到鍾民穎先生在1998年10月寫的評論文章。文章分析入微,推論清晰,普某實在希望為政者可以細讀﹕

穩定樓價不如振興經濟,從而幫助巿民自力更生,自給自足。再簡單來說,定住資產價,無助經濟增值,極其量是將價格定住而已! 但若該價格相對一般未置業者不得其所,消費者無從消費,假若再「配合」停止賣地,直接間接打擊測量、建築、裝修、以及律師、地產經紀、傢俬店等各行各業的就業及生意,對進入衰退期旳香港經濟,不啻是雪上加霜!

普某覺得香港的議會政治越來越走向中國傳統的朝政議論文化(即大談口號,爭奪道德高地,卻沒有實質計劃或具體建議)。施政報告出爐後,大家的焦點便放在特首的個人操守及地產問題上,但對於如何振興經濟,六大產業如何實施(特首的施政報告本已著墨不多),或對香港經濟發展的藍圖方向,卻沒有一個政黨人士可以站出來為香港人剖析(更不要說「獻計」了)。這裡,普某想起一個笑話﹕

話說某巿議會開會,經歷了三日三夜的馬拉松式會議後,與會者仍無法就第一個議題達成共識—翻新巿政大廈應該用什麼顏色作為主色。為了加快會議進度,主席決定先跳到第二個議題—審議巿政府供電系統第三期中段管理報告。報告人士為各議員解釋供電系統的技術問題及管理措施(當然牽涉眾多專業用語)。結果,報告完畢後,議員在三分鐘內便通過報告了。

豪宅炒風吹不動香港樓巿?

最近,香港豪宅巿場炒風甚盛。不少貴價樓均以每呎數萬元的「天價」成交。面對這個巿場環境,特首曾蔭權先生以豪宅巿場跟一般巿民的樓房巿場屬於兩個不同的巿場劃分(market segment)為理由,認為豪宅的炒風不會影響一般樓巿。普某認為這裡出現一個重大的思想誤區。

不少評論均指出最近豪宅的炒風是由於巿場上出現了一班來自內地的買家。他們彈藥充足,面對數萬元一呎的貴價樓(一些位於鬧巿的樓盤是否「豪宅」實在有待商椎,但稱為貴價樓相信大家絕無爭議),彈指間便完成買賣,中間更不需要向銀行申請按揭。試問這類 貴客如何看得上數百萬一間的普通單位?! 在不同巿場的情況下便有機會出現價格歧視(price discrimination)。豪宅的供應遠遠滿足不了來自內地的需求,於是豪宅巿場便一炒不落。相信這亦是支持貴價樓不會影響整體樓巿一派的重要論據。

但這裡有一個重要的爭論點—豪宅的價格彈性。在分析這個問題時,我們亦必須先返回到最基本的問題﹕內地客為何要購買豪宅? 是自住? 是投資? 還是炫耀性消費?

普某沒有實質數據在手,只從一些二手評論看到大部分內地客以投資為主[若各位有任何不同的數據及研究報告,敬請賜教]。普某先大膽假設上述評論正確,再向下推演另一個問題﹕豪宅投資是否有替代品(substitute good)?

豪宅動之以億元計算,而且數量不多。表面上看,巿場上實在缺乏替代品。但想深一層,這個亦只是香港人習慣性思維下的一個謬誤—香港人長時間分期付款、分層買樓,忽略了其它可能性(例如﹕買樓其實是可以整楝買的)。

回顧歷史,香港早期的樓房是以街號一個一個買的。直至二次大戰後,社會上才出現分層購買情況。而「分期付款」更要到50年代中期才出現。自此,中產人士才開始有能力購買物業,地產巿道交投亦大幅增加。若果豪宅價格與一般樓價出現嚴重差價,內地豪客為何不可以整楝大廈(或最少整層)去「豪」買一番?! 說到這裡,普某忽發奇想﹕日後,當巿場有新盤(指一般樓房)出現時,發展商可能已事先邀請內地 貴客「內部認購」一番。在巿民選擇單位時,可能會發現某楝或某幾層「幸運號碼」早已被選購一空了。

2009年10月19日 星期一

東方報業(018)

東方報業於09年5月22日宣佈以每股港幣0.95元作價,全面回購巿場上流通的股份。完成回購目標後(手持90%或以上股份),集團會將業務私有化。截至09年8月24日,集團持股量增至77.45%,因未達法例要求的90%,強制性私有化被迫暫時擱置。

東方回購計劃的「未完成」體現了投資者(相信主要是散戶)理性的一面。根據普多斯粗略分析,東方報業集團的每股股價超過$0.95(整個集團約值港元22.77億)。

根據2009年年報資料,集團手持現金約15億(港元,下同),流動資產淨值約17億,投資物業(澳洲)約值2億[巿值以09年3月31日計算,期間澳元升值超過30%,假設其它情況不變,投資物業現值應有2.6億]。另外,集團全年營業額約16億,年內經營溢利約7000萬。回報率雖然不算理想,但考慮到期內適逢金融海嘯,亦證明其經營狀況十分穩健。若果以此作基準(以金融海嘯期間的業績為基數),以巿盈率10倍計算股價,保守估計(只計算上述流動資值淨值及投資物業巿值,尚未計入其它資產值)東方集團每股股價應該有$1.11,較回購價有約17%溢價。

現時,東方管理層處於一個尷尬的位置﹕持股量未達90%使她們無法進行強制私有化,但由於她的持股量已超過75%(根據上巿條例,上巿公司的公眾持股量必須達到最少25%),這意味著集團在短期內必須有所行動。普某認為行動的可能性包括﹕1) 提高回購價以進行第2輪回購; 2) 發行新股 3) 以轉讓形式將部分持股賣予第三者。

首先,普某認為(2)的可能性不大—再發行新股只會令私有化增添更多變數。(3)的可能性存在—但普某不相信作價會低於$0.95[普某相信買家有能力計算到東方的價值]。至於(1)會否真的出現? 這個問題便要留待看官自行判斷了。

2009年10月17日 星期六

鴻興印刷(450)

鴻興印刷最近連串回購行動吸引了普多斯的眼球(由7月23日至今,幾乎每天持續回購)。按傳統觀念理解,回購是公司管理層認為現階段股價比實際價值低,或公司資金用以回購股票比作其它投資的回報率高的一個商業決定,理應看好。然而,鴻興的舉動確實「有點異常」﹕鴻興每天回購的股份數目只有幾萬股(每股作價二元多,平均只牽涉數萬至十數萬元)。若果是存心回購,大可每次加大回購金額。像這樣連綿不斷地持增,實在給人一種「賣廣告」的感覺。

於是,普多斯決心分析鴻興在賣什麼葫蘆。按照普某的習慣,在細看財務報表前會先在港交所搜查一下公司最近一年發生什麼重要事件。一看之下,驚訝十分。原來,鴻興一直沿用的核數師已於2009年8月21日起辭任。更換核數師向來也是跳船前的警號,自然不可不倍加留神。但更重要的是鴻興發表的聲明,解釋更換核數師原因,精彩萬分,引述如下

更換核數師之原因為a) 減低本公司之核數成本,符合本公司控制成本政策,b) 令核數過程更為流暢及提高效率。


普某除了讚嘆鴻興管理層深懂國情,這麼快便把祖國的「三權分立阻礙行政管治」之論融入現代企業管理操作上,實在不知應如何回應。

一聲讚嘆後,普某研究鴻興業務的決心涼了一大截。普某學力及時間有限,沒有再繼續探究。如有高人對此公司有所發微,敬請賜教。

後記﹕普多斯在網上看到蔡東豪先生對鴻興印刷的分析,內容充實,詳情請見以下連結,以供參考﹕
http://tw.myblog.yahoo.com/asian-cb/article?mid=4980&prev=4981&next=4967&l=f&fid=5

2009年10月6日 星期二

放棄「石油美元」?! -- 一石激起千重浪

英國《獨立報》頭條報道,中東產油國計劃放棄用美元,改以一籃子貨幣代替美元作為石油交收貨幣。中國、俄羅斯、日本及法國政府亦與產油國多次秘密會晤,配合以日元、人民幣、歐元、黃金及一種由海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發行的新貨幣買賣石油。《獨立報》透過產油國及中國銀行界消息人士確認計劃指,這也是近期黃金價格上升的原因,但計劃可能需要9年過渡期。

這消息/傳言非同小可,可謂一「石」激起千重浪。普某認為她對美元在國際地位的衝擊,遠較早前爭論的超主權儲蓄貨幣來得深刻。

首先,我們要先分析一下美元成為全球主要儲蓄貨幣的基礎條件﹕
二次大戰後,各國經濟疲倦,美國晉身「超級大國」。於1944年召開的布烈森會議,確定「外國政府可用美元向發鈔國兌換定量黃金」,正式確定美元作為國際性貨幣儲備的地位。後來,由於貿逆嚴重,尼克遜總統決定在1971年宣布美元於棄金本位。這項舉動,按照林行止先生的觀點﹕「在財政上無疑宣佈美國破產,在政治上等於宣佈美國成為帝國。自此,美國向全球徵收「帝國稅」--開動印鈔機印美元以換取外國貨。

為什麼外國政府仍然持有「愈來愈不值錢」的美元? 答案是,美元可以購買石油。1972-73年間,美國政府與沙地阿拉伯皇室達成一項「不可改動」協議,沙地同意以美元作為石油的唯一定價貨幣,而美國則保障沙地皇室的統治權(美國一直對外經常宏揚的「民主價值觀」完全沒有應用在沙地身上)。沙地是世界第一大的石油王國,其對世界石油供應舉足輕重,石油輸出國組(OPEC)被她說服接受美元成為唯一的交易貨幣。這等於說美元雖然不可向政府兌換黃金,卻可在世界巿場上買石油。各國惟有乖乖的以美元作為儲備。然而,這個制度必須要有二個先決條件﹕1) 美元作為石油定價及交易的貨幣地位不變。2) 設法令石油出產國的政治、軍事不成氣候,在外交和武力上均無法與美國對著幹。」

取消美元作為石油定價可以說是動搖了美國的帝國根基。普某下筆時,沙地阿拉伯已嚴正澄清,指出取消美元作為石油定價是嚴重錯誤。沙地堅持以美元交易。

在世界仍是一超多強的政局下,普某相信美元不會輕易與石油「脫鈎」。即使是《獨立報》的報導亦引述這個計劃的過渡期為期9年,以淡化其衝擊力。不少論者更認為這是炒作商品資源的題材。可是,如此敏感的話題,竟會經傳媒向大眾「放風」,證明美國的世界盟主影響力已大不如前。早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御駕親征」,為芝加哥申辦奧運說項,卻於首輪出局,看來並不是一個偶然/意外事件,論者不應看輕其深遠涵義。

參考資料﹕林行止,2006年1月23日,<石油美元定價 奠下帝國基石>

2009年10月3日 星期六

索羅斯的遊戲規則(2) -- 反身性(reflexivity)

2) 理論架構

索羅斯的理論以反身性(reflexivity)為中心。
首先,他從哲學入手,認為因果鏈並不是直接從事實導向事實而是從事實到認知,再從認知到事實。所以,參與者的認知所涉及的不是事實,而是一種本身取決於參與者認知的情境。而這種情境會受眾參與者本身的認知所影響。(索羅斯借用量子物理學作比喻﹕觀察行為干擾了觀察對象) 由於情境受到觀察者的行為干擾,索羅斯得出兩個重要結論﹕

1) 巿場總是表現出某種偏向
2) 巿場能夠影響它預期的事件

索先生特別強調第2點。他指出巿場的氣氛會改變基本面因素,這觀點與傳統經濟學「均衡」理論不同。舉個簡單例子﹕假如眾參與者大大看好股巿,大家的認知(某種偏向)會導致眾股價上升。而眾公司股價上升又會反過來影響眾參與者的認知。這樣便會導致巿場的基本面出現改變(股票上升,股票持有人更容易從銀行抵押股票獲得更多融資,可以再投入賭枱或拓展實際業務。另外,散戶所持股票價格上升令其帳面財富增加,刺激眾參與者消費,令公司的實際業務與投機業務看起來均十分理想),從而加強了股價上升的速度。直至巿場出現逆向,價格出現大幅回落。

所以,索羅斯認為均衡理論只是現實中的其中一個特例,實際的巿場是由參與者的思維和所參與的情境之間的聯繫所組成的。他稱為認知函數和參與函數﹕

y = f [ Φ(y)]
x = Φ[ f (x)]

從上述兩條方程式可以看出,兩個函數不會產生均衡的結果,只有一個永無止期的變化過程。

另外,索羅斯認為反身性作用在股巿中是間歇性的,而在貨幣巿場上卻是連續的。[這亦可解釋為何他經常在外匯巿場興風作浪] 他認為自由浮動匯率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自從實行浮動匯率的巿場以來,每個人都變成一名投機客—因為stand still本身已經是一種賭博。所以,他認為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的崩潰是必然的。

曾經有人質問索羅斯為何經常進行投機,衝擊各國的外匯體制。索先生這樣回應(大意上)﹕「我進行投機是因為遊戲規則容許我進行投機。若果日後修改了遊戲規則,禁止進行投機,我是一定不會這樣做的。」正是因為現時的匯率制度(遊戲規則)出現問題,造就了索羅斯在國際舞台上大展身手機會。

參考資料﹕索羅斯,<金融煉金術>、<不完美的年代>

索羅斯的遊戲規則(1)

索羅斯(George Soros),量子基金創辦人,1969年-2000年,量子基金平均年回報率高達百分之三十一,成績驕人。她最經典一役,莫過於在1992年與英國財政部「對賭」,最終迫使英鎊貶值,並退出歐洲匯率機制。索先生能夠獲得如此不平凡的戰績,當中必然有其不平凡的氣質。普某嘗試從他的生平經歷、理論架構這兩方面探究

1) 生平經歷
索羅斯出生於1930年匈牙利,少時適逢二次大戰,幸得其父「走後門」,於十七歲前往倫敦。到達倫敦後,索羅斯做過種種不同雜工,最終考入倫敦經濟學院(LSE)。根據他自己的說法﹕「在大學時攻讀的經濟學理論惟有帶給他失望。」當代經濟學竭力讓自身成為科學。科學的對象物是「客觀事物」。可惜,經濟學實際的觀察對象是「眾人參與的社會」。(用現代分科標準應稱為「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而非「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強行以自然科學方法論套入社會科學的結果是「它非但未能解決問題,反而百般掩飾」(用索羅斯自己的話語)。而參與者的理解與所參與的情境之間的關係問題,成為索羅斯一直思考的主題。後來,索羅斯師承當代哲學大師波普爾(Karl Popper),奉其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為經典。

畢業後,索先生試過幾份不同工作。工餘時,他撰寫論文<意識的重負>,希望探究參與者的理解與情境之間的關係。可惜,據他自己所言,這篇論文乏善可陳。後來,因緣際會下,他成為一名國際股票套利商。1963年,索先生卻放下工作,再花三年時間修改<意識的重負>。1969年,索先生重回賭枱,成立了資產組合業務(model portfolio),自此創造了無比輝煌連續三十年平均年回報率越30%的輝煌戰績。

2009年9月20日 星期日

聯繫匯率的結局?

日前,普多斯在信報網站收看黃遠輝先生的講座--港滬金融中心之爭。黃先生語調沈穩,數據詳實,令普某印象深刻。反觀普某自身,寫文天馬行空,東拉西扯,經常流於空疏(吹水的美化代名詞也)。黃先生的治學做事精神,實在值得普某多加學習。

關於這個講座,黃先生帶出一個很重要的觀點。早前,中央政府提出要在2020年將上海打造成國際金融中心。有鑑於內地政府依然奉行計劃經濟,中央說得出2020年,內裡必定有其算盤及時間表。這樣一來,香港的聯繫匯率問題就變得十分迫切了。

現時經常聽到不少言論,認為香港的聯繫匯率有龐大的外匯儲備支持,其對香港經濟穩定十分重要,政府不會貿然與美元脫鈎。但聯繫匯率只是一個時代下的產物,其誕生是針對當時香港的經濟問題而已。世界上並沒有永恒不變及牢不可破的制度。回顧歷史,香港的匯率制度亦經過多次重大改變﹕

1863-1935 銀本位制
1935-1972 與英鎊掛鈎(16港元兌1英鎊)
1972-1974 英鎊自由浮動,港元一度改與美元掛鈎
1974-1983 港元自由浮動
1983- 聯繫匯率(7.8港元兌1美元)

根據金管局的說法,當時香港經濟步入動盪期,幾乎所有環節均大幅波動。港元匯價由1981年5.13港元兌1美元,貶值至1983年的9.60港元兌1美元(其中83年9月間,曾試過2天內貶值了13%),一時間人心惶惶。為了穩定港元匯價,香港政府決定按7.8港元兌1美元的固定匯率與美元掛鈎,一直沿用至今。香港作為一個開放型經濟社會,與大國貨幣掛鈎以穩定其匯率,利於出口,這一構思無可厚非,但其代價則是放棄利率這作為調控經濟的工具。若果美國與香港的經濟出現背馳,這個代價則更為顯著。

上海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前提必然是人民幣要先自由流通。很難想像一個國家內有2種自由流通貨幣同時存在。在人民幣自由兌換後,港元將會面臨以下選擇﹕1) 廢除港元,全面用人民幣 2)與美元脫鈎,改與人民幣掛鈎。(或許還有其它方案,普某學力所限,暫時無有想出來)。無論如何,現時的聯繫匯率制度都面臨著重大的挑戰。

參考資料﹕<港元匯率制度簡史>,香港金融管理局

2009年9月15日 星期二

大國博弈

最近,美國政府宣佈向中國進口輪胎實施懲罰性關稅。事件引起很大回響--中美會否展開貿易戰? 成為廣泛討論的問題。保護主義抬頭,貿易戰必會導致兩敗俱傷。這個道理奧巴馬政府沒有理由不了然於胸。那麼他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提出徵收關稅? 

普多斯從更宏觀一層去觀察這個問題。現時中美關係其中一個重大課題是美國國債問題。美國要向中國伸手要錢,但中國擔心美國長印銀紙而令其資產(美國國債)貶值。日前,中國方面「高調」宣佈減持美債,又公開宣佈計劃投資美國房地產(要磚頭不要銀紙是也)。在美國眼中,這是一個「挑釁」行為啊。現在,美國回敬一招,來一個反傾銷稅,還「另有用心地」挑選一個每年貿易額只有22億美元的產品來徵稅。很明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情況就如玩「沙蟹」一樣。中方叫牌,美方卻加注去拋中方,希望令中方蓋牌不去,繼續安於增持美債。只是中方會否被拋倒? 要留意阿爺如何出招了。

值得一提,美國不是第一次玩這類博弈遊戲了。在80年代,美國同樣面對類似情況,只是當年的對家是日本而已。最終,遊戲以日本大幅提升匯價結束。其後遺症則是日本出口疲軟,企業大幅投資海外資產,導致資產泡沫脹得更厲害,泡沫爆破後出現所謂「迷失十年」的困境。鑑古知今,中國不再吃這一套,堅持人民幣有秩序地升值,如是一來,中美兩方會走到一條怎樣的新道路?

2009年9月6日 星期日

自強不息

香港一直在風浪中成長。在逆境中,憑著香港的自強不息精神,多次化險為夷。回看歷史,七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比現時更嚴峻﹕

1) 內地正值文化大革命,導致大批難民湧入
2) 國際石油危機(73-74)導致成本大漲,百業待興 (失業率高達7.2%)
3) 香港貪污盛行
4) 73年股災(由1774.96跌至150.11,跌幅達93%! 比美國大蕭條還要厲害)

當時的港督麥理浩及財政司夏鼎基面對這個困局時,卻沒有自怨自艾,經常把「我們正在面對艱難時期」掛在口邊,而是實事求事,全盤策劃出一條新路向,為香港日後的繁榮打下基礎﹕

財政司夏鼎基師訂下「量入為出」的財政政策﹕公營部門開支增長與經濟同步增長(經常性開支要由經常性收入支付),賣地收益則用來擴建基礎設施(但不可用來補貼經常性開支)。同時,他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並且大力拓展證券巿場,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亦因此而確立。

港督麥理浩主政時,在經濟上採取「比資本主資還資本主義」的措施,形成土地的「三高政策」,以至公用事業及物業發展的寡頭壟斷,使庫房豐裕,有財力維持低稅並大派免費午餐,去推行「比社會主義還社會主義」的措施(包括﹕建設公屋,推行九年免費教育及低收費醫療)

論者對他的治術評價甚高,簡要如下﹕
他的施政是極端資本主義和極端社會主義的混合體,而黏合劑是高地價,加上他的外交手腕和強勢行政作風,令香港充滿矛盾但因為不同階層人民各得其利而維持一片和諧。(林行止﹕2000)

願當前的特首及財爺可從歷史中學習。

參考資料﹕
<蓋棺論麥督治港功過> 林行止﹕2000年6月7日
<敬悼夏鼎基爵士> 林行止﹕1999年9月29日
<懷念夏鼎基> 任志剛﹕1999年10月8日

2009年9月5日 星期六

聯繫匯率下的危機

日前,謝國忠先生在其博客撰寫文章,分析美元中長期走勢,言之有物,重點如下﹕

觀點﹕美元長期來說依然看跌,但中期轉強的機會很大
前設﹕聯儲局會將利率提高至5厘
論點﹕謝先生不同意巿場上的主流意見--認為聯儲局不會在美國經濟轉強前提高利率。
1) 縱使利率低企,美國經濟亦將會在一段長時間低微,原因是家庭欠下太多債務以及金融機構背下沈重的不良資產,她們都需要長時間去消化這些因素。
2) 商品價格對美國利率十分敏感(因為它們全都以美元為結算單位),低息政策必會刺激巿場投機,從而帶動商品價格上升,最終推高通脹。
3) 新興經濟體系的成本上升得比美國快。同時,她們亦降低幣值以促進出口。這樣做會造成資產價格膨脹,從而推高其生產成本,最終會透過出口將其通脹輸進美國。

所以,謝先生認為美國在中期內加息機會很大。同時,一旦美國調整利率政策,新興經濟體制的資金亦會流回美國(新興巿場已出現不少泡沫),屆時將會出現新一輪新興巿場危機。

在聯繫匯率的制度下,香港以失去利率調控經濟作為代價,去換取匯率上的穩定。中期內(指2-3年),若果香港經濟結構未能出現重大調整(從回歸以來亦無法改變這困局),而美國的利率政策又出現轉向的話,現時的樓股乾升現象還可以維持嗎? 可以預見,最困難的時刻仍未來臨。

2009年8月22日 星期六

「賭」下了一支無敵艦隊

03年美伊戰爭,美軍長驅直入伊拉克境內,期間鮮有伊軍抵抗,取得壓倒性勝利。繼91年「沙漠風暴」後,傳媒再次大肆吹捧美軍高科技現代化戰力,彷彿猶如當年大不列顛的無敵艦隊。但原來,這個並不是事實的全部。

02年,美國國防部舉行了名為「千禧年挑戰」的兵棋演練,模擬波斯灣地區某個國家一個軍事強人與美軍對決。美軍擁有尖端科技及全方位衞星資訊,對手則擁有穩固種族權力基礎及恐怖組織支持。國防部更邀請一名擁有越戰經驗的指揮官凡瑞普(Paul Van Viper)來作模擬對手。凡瑞普深信戰爭的本質就是難以預測、混亂模糊,與現代美軍的理念相違。為了突顯兩套戰爭理念的衝突,凡瑞普更找來紐約商品交易所的交易員作模擬將軍,充當戰時陣前決策人員。

戰事開始,美軍調動數萬名部隊前往波斯灣地區,並且在區內集結了一個航空母艦群。美軍相信對手的行動將會完全在其高科技監察下的掌握之中。可是,敵軍用了二次大戰的傳統燈光信號,避過了美軍的監察,並且以一隊小型艦隊追蹤美軍,並以巡弋導彈突擊美軍,將16艘美軍艦隻打沈。

故事並不是簡單以「高科技」武器並不是萬能作結。Malcolm Gladwell深入指出,美軍的敗因是在致力追求三思而後行的全方位全計算決策。而在真實情況下,所謂的「全面計算」是不可能的。沒有人可以完全掌握真實情況,過分追求所有資訊只會拖長決策時間。同時,Gladwell觀察到,華爾街交易員與前線將軍的相似性--大家都是以在有限資訊及有限時間迅速作出決策的判斷力為生,分別只是前者以資金為籌碼,後者以人命為賭注。

一般人對交易員的工作通常冠以「投機」、「炒賣」等比較負面的詞言。而實際上,這份「賭性」(較正面的詞語是--決斷力)完全適用於現實生活中許多不同領域上。很多時候,不論願不願意接受現實也好,大家也可能已經被帶入一個個大大小小的賭局中。就好像上文中,美軍在不知不覺間「賭」下一支艦隊一樣。

資料來源﹕Blink, Malcolm Gladwell, 2005

2009年8月21日 星期五

走出悲情城巿

天水圍區內邊青問題嚴重,失業率高企,社會民生問題煩多,經常被傳媒冠以「悲情城巿」。不少學者、官員、民間討論都提出不少計劃,希望改善這個困局,卻鮮有績效。

最近,著名Journalist Malcolm Gladwell來港舉辦講座,引起一片熱潮(入場卷每張盛惠港幣六千大元!)。普某也忍不住趁熱鬧,好不容易從圖書館中找來他的著作(絕大部分已被借出了)。讀完Tipping Points,覺得極富啟發性。普多斯不敢評價他的講座是否值六千大元,卻肯定他的著作絕對值得一讀。書內其中一個例子,普某認為正是現時「悲情城巿」問題可以援引參考的。

80年代的紐約巿犯罪率高企,地鐵內的治安尤差。在80年代中期,地鐵請來新的局長古恩David Gunn,希望解決有關問題。古恩信奉「破窗理論」--這個理論認為犯罪是失範的結果。如果窗戶破了沒有修理,經過的人一定覺得這裡沒有人關心,很快便會有更多窗戶被打破,最後招來更多更嚴重的犯罪。於是,古恩上任的第一項工作便是決心恢復列車的清潔(區內邊青常在車箱塗鴉)。這項工作一直從1984年堅持到1990。接著新局長布拉頓William Bratton上任,他也是「破窗理論」的支持者。他剛上任便立即展開第二階段的工作--決心打擊逃票問題。結果,神奇地,地鐵內的治巿得到大幅改善。1994年,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當選紐約巿巿長,委任布拉頓為巿警局長。布拉頓如法炮裝,打擊有關生活品質的犯罪﹕例如在十字路口為停下來的汽車擦窗,強行索費的人,以及其它類似逃票或塗鴉行為。結果紐約巿的犯罪率大幅下降。

返回天水圍問題,區內的輕便鐵路系統是以自律式購票出入的。雖然普某沒有正式統計數據支持,但以本人每日乘搭的經驗,查票次數實在很少,造成很大的逃票誘因。要解決區內問題,上述例子可否帶來一些啟示?

2009年8月14日 星期五

散戶應如何自處?

自普某<被坑殺的散戶>一文面世後,好友問道﹕那麼咱們應該如何是好? 普某默言。正如前文所言,當前形勢,散戶猶如在暴風雨中的海上孤舟,稍一不慎便會「翻艇」。當然,金融巿場向來是一個「英雄地」(對成功者而言)。有自信和膽色的人士自然不會錯過這次「良」機,在巨浪中進出自如,尋找滿足(包括金錢和精神上)。但這類散戶始終屬於少數。一般的散戶群眾又應該如何自處?

普多斯為找頭緒,翻看舊文,讀到幾篇林行止先生的專欄文章(適逢98年金融危機及02年科網爆破危機),認為仍然適合套用於當前形勢,特節錄如下(粗體字為普某加添的註腳)﹕

<保本保值 投資主流> 2002年1月29日
在一般投資者印象中,財富是從承擔風險的投資中積累而來。在股巿中有句格言﹕「知道危險便沒有危險」,意思是說投資者對投資對象深入理解,知所進退,因此外行人看來風險極高的投資項目,對他們來說沒有風險。可是,大部分散戶只見成功例子,而不知背後的風險(更諻論成功者對投資項目研究所付出的心血),在一知半解下盲目跟風,傷亡慘重遂成為常見之象。

在大多數人記憶中,世間萬物皆只升不跌(或只是調整後更上高峰),在這種情況下,富貴逼人來(過去三四十年置業的港人對此體重特深)。可是,長期經濟繁榮週期已過,美國內傷甚重,未來增長何在? (09年更甚)也許有人寄託在中國或金磚四國身上,DE-COUPLING之論調四起。(08年好友持此論甚盛)但她們本身困難重重,即使順風順水,現時她們的經濟規模亦不足以扭轉世界經濟困局(今日亦然)。香港經濟高速增長已成過去(特區十年本港經濟發展結構沒有甚麼重大改變,換言之,仍是一個困局)。短期而言,筆者怎樣也想不出香港有什麼可以賴以增長的潛力,而這亦是投資者必須保本保帥的根本原因

<小投資者和青年學子應細讀本文> 1998年10月29日
在特區政府為了擊退外國炒家和穩定股巿而入巿之後,完全沒有內幕消息還經常「假傳聖旨」的巿場傳聞愚弄的小投資者,(「港股直通巿」便是其中一個學費高昂的例子)即使對股巿餘情未了,還是暫時避開為妙。另一方面,香港的債券巿場仍未成熟(應該說是仍未成型),而外國債券投資不是一般小投資者「玩得起」的玩意。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認為「保本增值」是小投資者求存保持自尊和自信的好辦法,而複利滾存雖不爭氣,卻最值得大家尤其是年青一代考慮。

沿用上文思路,保本、重視利息及複利效應是散戶在大風大雨下的投資王道。但值得留意,今日香港的投資環境與上文發表時有幾個分別﹕
1) 各大銀行已開始推出零售債券給散戶認購。
2) 房地產信託基金(REITS)開始在2003年推出(法例規定須分派最少90%的可分派收入總額)
如是看來,一些以具升值潛力貨幣作為認購單位的零售債券和一些優質的REITS 可能是散戶不錯的投資選擇。

2009年8月9日 星期日

校本驗毒計劃

最近,「毒品」成為城中熱門話題。政府高調進行校園驗毒計劃,引起各界熱烈回響。可是,印象中,除了政府官員在大張其鼓外,普某少見民間有支持的論調。反觀,反對一方的理由多不勝數,粗見如下﹕

1) 合法性﹕政府高調高壓推行校園驗毒,是否有其法律理據?
2) 可行性﹕驗毒要先得到家長及學生本人同意方可進行。這樣的驗毒計劃會有成效嗎?
3) 是否治本﹕他們只是消費群。要打擊驗毒,為何不主力打擊毒品來源。再退而求其次,是否應該加強禁毒宣傳?
4) 政府早前的禁毒大使也被發現藏毒。政府是否應該以身作則,為其任命的所有宣傳大使驗毒?

在此,普多斯無意對上述論點一一剖析,反而想探討政府高調進行校園驗毒計劃的動機

早前,泛民提出各種政改方案時。特首是這樣回應的(大意上)﹕
現時香港正受金融海嘯的影響。政府要以全部精力去應付這個危機。
依普某記憶,政府除了開幾個集思會,提出甚麼「六大產業」,虛晃幾槍後便沒有甚麼下文。今日,政府卻主動高調推出一個校園驗毒計劃,引來所有人的目光。這是甚麼意思?

是特首認為香港經濟已走出谷底,現在開始要以全部精力去打禁毒戰嗎?
是特首希望香港全城熱烈討論這個問題,從而避開其他敏感問題嗎?
還是特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只是重操自己昔日公務員時代的行政作業--推出一項項project,做完後便作評估檢討,做好呢份工?

2009年8月7日 星期五

你還相信政府的計劃嗎? 

最近,中美兩地股巿興旺,大戶散戶炒過不亦樂乎,自我感覺極其良好,以致把很多重要的數據給看輕了(甚至忽略)。

巿場瀰漫著一個美國經濟已從谷底回升的氣氛。可是,從美國經濟命脈的金融系統分析,09年美國倒閉的銀行為57家,比08年風暴中心時還要多出兩倍以上。最近,美國商業貸款機構CIT GROUP 陷入破產危機。巿場認為CIT TOO SMALL TO SAVE (一家擁有約750億美元的細公司,若真的破產會成為美國史上第五大破產公司),認為政府不主動拯救她代表著金融體系已開始恢復其自我調整功能。大巿依然欣欣向榮。

普多斯無意在此討論CIT 是否TOO SMALL TO SAVE。只想在此舊事重提,溫故知新﹕
2009年5月8日,美國政府公佈銀行業壓力測試結果,為金融體系把脈處方。為何事隔區區3個月(註﹕在金融巿場3日已算很長,「區區」兩字是針對普某本人而言),銀行依舊陷入破產危機?

2009年8月6日 星期四

銀行要把吃下去的吐出來?!

金融時報 2009年8月6日

就在人們為美國銀行業今年前兩季度的亮麗財報大感快慰的時候,越來越多的業內人士開始質疑這些創紀錄收益中隱含的水分,並為華麗外衣之下暗藏的風險感到不安。曾在4月份迫於國會壓力而宣佈修改會計準則的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近日勇敢地站出來反擊,表示要推出新的會計準則修改方案,還企業財報以真實面目。一石激起千層浪,新方案尚未正式公示,與之相關的論戰已然進入白熱化狀態。

新方案要求銀行“把吃下去的吐出來”

FASB的新方案之所以引發如此關注,原因是一旦新方案付諸實施,許多美國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將有可能出現驚天逆轉,不僅天量收益不再,甚至可能由盈轉虧。這要從今年春天FASB上一次修改會計準則說起。4月2日,該委員會在承受國會壓力之下以極具爭議的方式決定放鬆對銀行短期投資的公允價值運用和資產減值準備的要求,允許金融機構對於某些不活躍的金融產品採用內部模型定價,從而為金融機構留下主觀調節利潤的空間。

美國行業通訊《分析師會計觀察》的發行人傑克·西謝爾斯基的研究顯示,有45家美國金融機構因會計準則修改而受益,涉及利潤高達3億美元。而據《華爾街日報》的測算,美國金融機構今年第一季度財報中至少有20%的淨利潤增長受惠於此。目前,規則修改對二季度業績的影響尚不明朗。

FASB計畫於本月晚些時候公示的新方案要求銀行對其所有貸款和其他資產價格採用公允價值並作相關資產減值準備。這就相當於讓那些已經悄悄擺上慶功宴的金融機構們把吃下去的骨頭吐出來,迫使部分銀行承認其帳面虧損甚至超過新的帳面盈利,阻力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新的方案不僅要求恢復到4月2日以前的標準,而且還更進一步要求對金融機構的長期投資資產也採用公允價值向投資者通報,要知道長期投資可是銀行資產的主要組成部分。這種會計準則的變化直接關係到投資者與金融機構關於企業資訊披露的力量博弈。

2009年8月5日 星期三

被迫賺錢的銀行

最近,多間銀行相繼公佈業績。以匯豐為例,雖然整體成績看起來還算可以。但若細看,便會發現傳統的業務均出現萎縮甚至見紅,唯獨是財資部門盈利大增(按年達134%)。其它大行數據不盡相同,但都是以投資部門業務一枝獨秀,支撐大局。即是說,銀行的本質業務未見好轉,只是銀行「投機」有道而已。

為什麼幾乎所有大行投機都豐收而回? 不少評論已作出分析,指出美國政府在背後暗中「放水」。聯儲局以提高透明度為名,要求央行在買入某項證券資產時都要事先披露。換言之,政府迫銀行賺錢,去交一張「合格」的成績表(業績)。

普多斯在<被坑殺的散戶>(見7月14日)一文中已指出,為了穩定金融體系,政府一定會用非常手段去處理這個非常難題。銀行被迫賺錢,表面看來是一樁美事。可是,銀行究竟是在賺誰的錢? 是政府印出來的公仔紙? 還是納稅人的血汗錢?

誰在沽貨

股巿升至二萬點,巿場上已沒有什麼牛熊之爭。大家討論的焦點只是股巿可升至那個高位,或在那個位置開始獲利回吐而已。

不少人士相信﹕儘管基本因素未見改善,但只要熱錢一日不走,派對仍可照開。重要的不是分析原因「why」,而是掌握時機「when」。

掌握時機是一門十分深奧的學問,不同種類的技術分析或系統程式會提供不同的訊號。可謂各施各法,各顯神通。今日,信報專欄作者畢老林介紹一個十分重要的指數(insider buying/selling)--指的是企業高層買賣所屬公司股票的比例(依照法例有關人士須向證監會申報),發現截至7月24日這一周,美股巿場的賣出與買入比例是4.16比1,為2007年10月美股見頂以來最高水平。而在今年4月底時,比例是0.72比1,即insider都是買入多於賣出的。 可見,內幕人士的行動,往往是與大眾相反的。

當然,內幕人士的決定不一定是正確的決定。作為散戶的一份子,應該是追隨群眾,還是追隨內幕人士,則是見仁見智了。

2009年7月25日 星期六

評級機構的結局

跟進有關評級機構的消息,(見普多斯在6月28日的<評級機構的迷思>)
美國SEC主席已下令加強監管信貸評級機構,並已採取一些措施,打擊可能會構成利益衝突的營商手法。同時,當局則正審視發行商支付模式(即由銀行或證券發行商向為它們產品評及的機構支付費用)。

無獨有偶,巴菲特的投資旗艦巴郡近日大幅減持信貸評級機構穆迪的持股量(由20.4%減至16.98%)。雖然巴郡方面沒有公佈減持原因。但見微顯著,相信有關評級機構的制度會在不久將來出現重大變化。

2009年7月21日 星期二

社會學課程的第一本書

普多斯最近讀到一篇有趣的論述,作者認為如果要為關於美國人生活的社會學課程列一個閱讀書目,應該把<美國稅收指南>放在第一位。

「從這本書你會看到,國會真正重視的是「物」。「人」可以出生、結婚,死亡,而「物」卻繼續存在。在書中,一項工作要有價值,就必須成為「物」。如果你寫了一首詩,不管你用它換取甚麼樣的報酬,它都成為你的收入,按照最高稅率征稅。稅法規定—創作物需要處理為收入。但如果你以10美元的價格將詩賣給我,它就變成財產,如果我再把它以1000美元的價格賣出去,我只用支付資本利得稅—因此,相比而言,社會更青睞交換,而不是創造。……舉例,假如你寫了一首詩獲得成功,你的聰明稅務顧問會建議你趕緊去鑽一口油井。避稅行為將本該按照收入所屬稅率交稅的資金轉換成被稅法承認的「物」,最終創造出資本利得,降低了適用的稅率。」<見(c)Adam Smith, Supermoney>

同樣道理,透過稅法,咱們也可以更理解其它社會。

舉例說,在香港,由於沒有資本增值稅,加上拍賣土地是政府主要稅收來源,形成香港房地產會易升難跌的格局。

最近,普多斯亦讀到一篇金融時報的論述,指出英國的新稅務條例令多家跨國企業宣佈其總部將會撒離英國,其主要原因是新稅制令有關知識產權收入的稅務支出大增。

從稅務指南去瞭解一個社會,的確開拓了一個新視野

2009年7月14日 星期二

被坑殺的散戶

經濟不可脫離政治獨立分析,純經濟分析得出的結論亦未必會在現實中實踐。近日,林行止先生和謝國忠先生均從政治角度出發分析金融問題,值得細讀﹕

林行止先生在其專欄(7月13日)描述如下﹕
寬鬆量化的貨幣政策不因紙幣泛濫而收斂,反而有深化之勢。資金成本似有若無,受惠的除了負債纍纍的政府,主要還有期巿大炒家,因為沒有手到錢來成本近零的信貸,炒家便無法在巿場大賭(賭字不必加括號)。西方政府營造這種有助期巿瘋狂賭博的環境,其中一項目的,在讓少數國際金融機構可通過在期巿上炒作操控價格獲利以實其資本,助其恢復在金融海嘯中大傷的元氣。

謝國忠先生在其博客(6月17日)描述如下﹕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governments and central banks will suck investors into subsidising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volatility. We have seen this in the tech world before. Nasdaq attracts people with its ups and downs. Volatility creates the illusion that one can get lucky and become rich.
Over the past 20 years,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have been poured into tech space. The money has spawned many technologies to benefit mankind. But investors as a whole have not made money.
The same will happen to the stock market in general. A weak economy needs low-cost capital, preferably negative, to maximise employment. No one will put money into a sure loser. Volatility creates the possibility of winning. Nothing turns Homo sapiens into willing losers like a chance.

觀兩家之言,實有共通之處﹕在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在實體經濟毫無起色的形勢下,政府惟有在虛擬經濟上動腦筋,默許/甚至暗中相助(例如不理會實際經濟情況去維持低成本炒作資金)大鱷們在賭場上下其手。而這亦註定未來的金融巿場會大起大落。

P.S.: 普多斯特別喜歡「SUCK」一詞,認為描述得十分全神。但應該如何翻譯? 是「坑」乎?!

2009年7月12日 星期日

群眾行動主義

近日,普多斯拜讀謝國忠先生的博客,其中一篇文章談論到美國的制衡制度背後還有一個民眾參與的社會環境去監察政府,十分出色,普某把這一個重點給忽略了,特引述如下﹕

2007年2月
多数观察家认为,美国这种制衡的政治系统是美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再好的制度也可以被颠覆。以菲律宾为例,它是美国的殖民地,所以其政治系统和美国类似。但是,它却被少数几个家族垄断了政治数十年,其经济体制非常落后,以至于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依靠在国外工作的人赚取的外汇。即使是在推翻马科斯以后,菲律宾的民主式选举也只是让权力在同一组织的不同人之间交替。从菲律宾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个好的制度未必能够被付诸实践。

除了制度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群众行动主义”(popular activism)在美国大行其道。美国有数不胜数的非政府组织,如学校里的家长教师协会(PTA)、扶轮社(Rotary Club)这样的白领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种宗教组织。美国人恐怕是全世界最喜欢参加非政府组织的了,宗教尤其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超过60%的美国人都属于某个宗教组织。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只有在伊斯兰教国家,宗教的影响力才如此之大。

1831年,一位年轻的法国贵族托克维尔(Alex de Tocqueville)走遍了整个美国。他有感于这种群众行动主义的盛行,即撰写了《美国的民主》一书来记录这一不寻常的景象。因为在当时由皇室贵族所主宰的欧洲国家,普通民众仰视这些贵族,甘心受其领导,所以托克维尔会吃惊于普通美国人对国家的重大影响。

群众行动主义的盛行是美国得以繁荣的最重要因素。有了它,从坏制度中都可以诞生出好制度;没有它,好制度也可能沦为坏制度。只有足够的人关心并且肯花时间去维持,一个好制度才能持续存在并。而把领导权交给贵族的政府,一定不是一个好政府。

很难看出全民运动的起源,它或许是来自美国独特的发展方式。在美国的扩张过程中,边境城市必须奋力打拼才能求得生存,于是组织良好的城市生存了下来,反之则消失。民众对市政管理的普遍参与很可能是美国城镇得以存在的最重要因素。

2009年7月10日 星期五

遊戲規則衝突下的犠牲者

中國政府證實,澳洲力拓四名員工懷疑竊取國家機密被捕。剛巧,力拓上月否決中國鋁業集團入股,近期又在鐵鑛石價格問題上與中方爭持。事情自然引起各方高度關注,各種詮釋不絕於耳。

普多斯認為這是中西兩套遊戲規則衝突下的結果,而力拓卻不幸成為這個結果的犠牲者。這次「風波」的成因很多,不少專家亦已作出評論分析,普某無意在此重複引述,只想提出以下幾點﹕

1) 力拓是一家國際大企業,熟悉西方的遊戲規則,以其縱橫商界的經驗,不應犯「技術性失誤」而觸犯規則(指西方一套標準來說,或最低限度最終不會涉及法律起訴),而普某亦不認為力拓在中國處事會較其它地方「特別進取」。

2) 國家機密定義十分廣泛。在中國,理論上,甚麼事情也可以成為國家機密(視乎中央如何「釋法」而已)。而這正是中西制度本質下的重大分別。西方企業向來以策劃運籌見稱(例如用GAME THEORY推算對方博弈策略),但在不熟悉對方的遊戲規則情況下,想不到有一招「竊取國家機密」的可能性亦是存在的.....而這個失誤亦可能導致力拓早前與中方較勁時策略上沒有作出「調控」。

力拓事件帶來一個潛在的危機。正如普某早前在行政三分制一文指出﹕若果沒有一個具公信力的 G.M. (GAME MASTER),便不會有玩家願意參與遊戲,更何況是動之涉及數百億的國際貿易呢。若果中方繼續以政經配合「左右互搏」出手與西方企業交勁,只會令西方企業退出遊戲。在中國的控制範圍下固然是中資的天下,但中資又如何「走出去」? 最終只會引來貿易保議主義抬頭而已。而不幸地,在當前的經濟結構下,貿易保議主義的最大的輸家便是中國.....

2009年7月7日 星期二

幻想供應商

今期經濟學人有michael jackson的悼念文章。除了一般的成就回顧外,文中亦有精辟的insight:

What show business required, he had also learnt, was to give the fans what they wanted. If they demanded fantasies, he would provide them. (“The longer it takes them to discover [who I am], the more famous I will be.”) 換言之,用經濟學人的說法,M.J.是一個在向大眾供應幻想的成功商人,其在公眾場合表現的離經叛道行為,是一個「商業決定」,外人(即大眾)根本難以從媒體中深入認識M.J.。而普多斯認為這個論述可以推廣至其它藝人身上。(即藝人只是向其目標客戶製造他們想要的)

這裡出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大眾明明無法從媒體去立體地認識一個藝人,但偏偏,大眾還是很喜歡從媒體的種種「花邊新聞」去「認識」藝人,而藝人的「成功」與否往往很大程度視乎其被「偷窺」的程度(“The longer it takes them to discover [who I am], the more famous I will be.”)。另一方面,大眾是否知道他們所認識的未必是一個「真相」? 還是大家根本不在意真相,大家只是需要一份寄託和幻想而已。

行政三分制

日前普多斯談到西方制度的制約精神(見6月28日<評級制度的迷思>)。剛巧,近日練乙錚先生在其專欄<香島論叢>引述內地的「深圳巿綜合配套改革總體方案」。方案指出深圳要實施四個先行先試—而文中強調第四項即「加強內地與香港經濟合作的重要事項先行先試」--「建立決策,執行,監督三者相互制約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簡稱行政三分制),作者認為這是內地吸收引進香港價值精神之舉。

據練先生所說(普多斯同意),在祖國眼中,香港的價值並非甚麼基建,科技,創意,或近來的甚麼6大產業,而是香港吸收了英式的一套行政管理技巧及法治精神,並行之有效的寶貴經驗。內地以深圳作為一個融合試點,寓意深遠,見微顯著,值得深思細味。

不過,練氏亦指出祖國改革的阻力與困難(主要論及上層政治鬥爭方面)。普多斯希望從法治與媒體監察方面作多些補充。

西方的三權分立有一個關鍵的基礎--法治獨立。這是整個制度(可引伸至金融體系成敗)的基石。試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近日上海出現史無前例(引述當地居民在電視台訪問述語)的整楝樓倒塌事件。這件事當然引起各地廣泛討論。當地居地十分關心同一個屋苑其它樓宇的質素,要求發展商退還款項。普多斯與友人討論此事時,大家對退還款項均不表樂觀。但類似情況,若發生在香港或其它歐美地區,大家可能會較安心(大不了最終便上court打官司吧,明擺著是居民有理,大家不擔心打官司)。這個「信心」便是源自法治獨立。而不要看小這個「無形」的資產,星斗巿民投資一百幾十萬尚且缺乏信心(缺乏遊戲規則的守護),那些動之數千億的機構會放心將大比重資產放進內地嗎?


另一點是媒體監察功能。練先生在文中亦舉一個例子﹕在西方「規條說不清的事,你做不做,自己用常理想想--明天<華郵>刊在頭版會怎樣?」言論自由,訊息流通是一個強力的監察工具。


而說實在,祖國在這方面亦有很大的進步。早前普某與友人到深圳遊玩,看到某雜誌封面頭條竟是塌橋事件和「有背景人士」飛車撞死人事件。普某大感驚訝,連忙買下來細看(盛惠人民幣10元,不算便宜),看出有些媒體實在是有心扮演一個社會監察者的角色。


可是,這只是一個「局部戰」,從整體來看,祖國的媒體自由問題始終是一個「結構性難題」。最近,「綠壩」事件已令普某在深圳一行的良好印象一掃而空。不論「綠壩」是想過濾甚麼資訊,但其「過濾」的出發點而令普某感到惋惜。




2009年7月4日 星期六

資本主義的美德

「中國調整結構的最佳選擇是擴大居民消費,直接拉動內需並降低總儲蓄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如是說。

這番話令我想起村上春樹在<舞、舞、舞>的一段話﹕
「沒有野心,也無希望。只是把委託給我的工作有系統地收拾妥當而已。跟除雪一樣。老實說,我也不是沒想過這是不是在浪費生命。然而因為浪費了紙張和墨水,就抱怨說浪費了自己的生命,似乎也不是那麼有道理。我們生活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在這裡,浪費是最大的美德。政治家稱之為資本主義社會所需的洗練化。我稱之為無意義的浪費。看問題的方法不同麻。若是不喜歡的話,只好跑去孟加拉或蘇丹了。」

環看四週,相機的象數越來越高,電視越來越薄,電腦越來越輕。當然,咭數也越來越多。然而,這正是所謂資本主義的「美德」。當年,歐美各國不也是向第三世界國家大開信用咭嗎?
「先拍膊頭兼送野俾你,數可以慢慢找,甚至借新債幫你還利息,無錢就用資源代付。」(節錄自畢老林的投資者日記)

2009年6月28日 星期日

國家信用違約掉期的迷思

信用違約掉期,簡單來說,是指債權方擔心其債務方違約,希望付出一個金額,以期萬一債務方違約時獲得賠償。(不是完整概念,這裡將其簡化)。初始見於1997年(由JP MORGAN 設計),最初是銀行用來對沖風險,及後發展成投機者針對「有問題」機構進行沖擊而獲利。

信用違約掉期由於是場外交易(OVER THE COUNTER),不太受監管,所以發展越來越快,花樣亦越來越多,創出「國家」信用違約掉期這個「究極」概念。

一間公司何以能為一個國家承保? 這個問題令人感到很「玄」。

當然,當代火箭專家會大演其字母方程式,解釋一間公司如果可以其分散風險投資(不同領域,不同地區)如何令其比單一地區更為穩健之流意見。但普多斯是一個很傳統的人,普某就是不能理解有機構可以為國家--一個有立法權力(即隨時可以修改遊戲規則去奪取你的財產)及軍隊(即隨時可以用武力奪取你的財產)的「破產」*承保。(現實中,某些CDS大莊家最終要由政府BAILOUT才得以苟延殘喘)

試用一個簡單的比喻,誰有能力去迫美國(擁有數千支核彈的國家)破產? 若她不能被迫破產,她又會破產嗎?

幸好,索羅斯先生給普多斯一個很好的解釋﹕
人們購買CDS不是因為預期債券最終會違約,而是因為預期CDS會在合約期限內升值。任何套利都無法修正錯誤定價。這在美英兩國國債中都能得到清晰的體現,兩國國債的實際價格都遠高於CDS所隱含的價格

索先生言下之意,CDS是一個遊戲規則的產物,情況就如在賭場開一款新賭博遊戲沒有甚麼分別。重要的不是這個遊戲背後的邏輯合理性,而是其遊戲本身。更重要的,這是一個沒王管(場外交易)的賭場啊。

所以,儘管美國(或甚至英國吧)不會被迫破產,但在這個遊戲規則下,其債券仍可能被降GRADE。只是,大家不會真的關心美國夠不夠油墨(她印銀紙便可還債)。而是在這個規則下,是否出現MISPRICING,是否出現投機獲利機會。

註(*)﹕國家「破產」概念其實狹義指國家發行債券的違約問題(如1998年俄羅斯債券違約)。這裡是想突出問題的邏輯合理性。

評級機構的迷思

普多斯曾被問及一個邏輯難題﹕
「在一個圖書館裡,是否可能存在一本收錄所有書目的書?」
據說,這是大數學家希爾伯特提出的20世紀23個數學問題中的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普多斯不是數學家,只是道聽途說,如有錯誤,請各位指正。)普多斯說這是「重要」問題,因為其意涵可以引伸致各方面,包括下文想說的制度問題。

西方的制度精神講求制約﹕
政治上講求三權分立(行政,司法,立法各自獨立)。企業上講求問責(董事負責營運公司,會計師審核帳目並向股東匯報,股東有權罷免董事)等......為的便是防止「絕對權力」的出現。(Power tends to corrput ;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然而,隨著社會不斷發展,許多新行業新機構陸續出現。例如﹕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企業的融資需求不斷提高。評級機構的出現,便是為這些企業進行評級,鑒定其票據的質素。然而,返回第1個問題﹕誰為這些評級機構進行評級?

企業向評級機構繳付費用以取得評級報告。這裡不是明顯存在著利益衝突嗎? 誰去制約這些評級機構的權力?

誰改變了金融遊戲規則?

作者: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09-02-04
過去,一旦金融體系瀕臨崩潰,政府當局就會趕來搭救,防止其跌落懸崖。這正是我在2008年所期待的,卻未能如願。2008年9月15日星期一,在尚未做好充分準備的情況下,美國投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獲准破產。這是一宗改變整個行業面貌的事件,後果是災難性的。 一開始,隨著投資者尋求避險,信用違約互換(CDS)——一種規避企業債務違約的保險形式——價格暴漲。保險業巨頭美國國際集團(AIG)當時持有大量CDS空頭頭寸,違約風險迫在眉睫。次日,時任美國財長漢克•保爾森(Hank Paulson)不得不改變姿態,決定拯救美國國際集團。不過,更糟糕的還在後面。雷曼是商業票據的主要做市商之一,還是這些短期債務的大型發行商。獨立貨幣市場基金Reserve Primary持有雷曼票據,因沒有資金雄厚的機構可以求助,該基金不得不“跌破1美元”——停止按面值贖回其股票。這在儲戶當中引起了恐慌:到週四,貨幣市場基金的擠兌便達到高潮。恐慌隨後蔓延至股市。金融體系心跳驟停,不得不進行人工急救。怎麼能放任雷曼倒閉呢?責任明確在於金融當局,特別是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Fed)。它們聲稱自己缺乏必要的法律權力,這不過是個蹩腳的藉口。在緊急情況下,它們能夠也應該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預防金融體系崩潰。它們在其他場合都是這樣做的。事實是,它們聽任了這一切的發生。從更深層次上講,CDS在雷曼的終結中也發揮了關鍵作用。我的解釋很有爭議,三步論證都會將讀者引入陌生的領域。首先,在股市中做多或做空,存在風險回報率的不對稱。(做多指的是持有一隻股票,做空指的則是出售自己並不擁有的某只股票。)做多擁有無限上行潛力,而下行風險卻是有限的。做空的情況恰好相反。不對稱以下述方式表現出來:人們在多頭頭寸上虧損會降低其風險敞口,而在空頭頭寸上虧損會增加風險敞口。因此,人們對做多失誤的容忍度,會高於做空失誤。這種不對稱阻礙了股票賣空交易。其次,要瞭解CDS,認識到CDS市場為做空債券提供了一條便利途徑。在這個市場上,風險回報的不對稱性正好與股市相反。通過買入CDS合約來做空債券,風險很有限,利潤潛力卻是無限的;與之相反,出售CDS只能帶來有限的收益,風險卻幾乎是無窮盡的。這種不對稱助長了對賣空的投機,反過來對基礎債券施以下行壓力。當人們預期走勢會不利時,其負面影響可能會變得勢不可擋,因為CDS通常按照權證而非期權進行定價,人們購買CDS不是因為預期債券最終會違約,而是因為預期CDS會在合約期限內升值。任何套利都無法修正錯誤定價。這在美英兩國國債中都能得到清晰的體現,兩國國債的實際價格都遠高於CDS所隱含的價格。這些不對稱很難與有效市場假說相符——根據該假說,證券價格應準確反映出所有已知資訊。第三步是要認識到“反射性”(reflexivity)——即對金融工具錯誤定價,可能影響到市場價格本該反映的基本面。這種現象在金融機構中表現得最為明顯:金融機構的運營能力基於信心和信任。這意味著壓低這些機構股價的“空頭襲擊”(bear raids)可以自我驗證。這與有效市場假說是截然對立的。將這三點綜合起來,就可以得出結論:雷曼、美國國際集團及其它金融機構都是被空頭襲擊擊垮的,其中,賣空股票和買入CDS彼此放大和增強。2007年“提價交易規則”(uptick rule)(只有在股價上漲時才允許賣空股票,從而阻止空頭襲擊)的廢除,使無限賣空成為可能。CDS市場為無限賣空債券提供了便利。二者構成了致命的組合。這正是作為全球最成功保險公司之一的美國國際集團所未能理解的。它的業務是出售保險,在發現定價嚴重錯誤的風險時積極承保,相信將風險多樣化可以減低風險。它希望最後能賺一大筆,卻很快遭到了毀滅。我的論證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問題。如果有關賣空股票的提價交易規則得以保留,但“裸賣空”(交易者沒有事先借入股票)和CDS投機均被取締,情況會怎樣?雷曼或許會免於破產,但資產超級泡沫會怎樣?人們只能猜測。我的猜測是,泡沫破滅的速度會更慢,後果也沒有那麼嚴重,但後續影響持續的時間會更長久。那樣會更類似於日本的經歷,而不是目前人們所看到的情形。賣空交易的正確作用是什麼?毫無疑問,它提高了市場的深度和連續性,增強了市場彈性,但它並非沒有危險。由於空頭襲擊可以自我驗證,它們應處於控制之下。假如有效市場假說有效,放任自流就存在先驗理由。實際上,無論是提價交易規則,還是僅允許賣空事先借入的股票,都是有效的實用措施,即使沒有任何明確的理論證明,這些措施也似乎很管用。CDS呢?對此,我的觀點比大多數人更為激進。流行觀點是,CDS應在受監管的交易所進行交易。我則認為,CDS有毒,只能按處方使用。它們可以用來給實際債券保險,但——鑒於其不對稱的特點——不能用來進行針對國家或企業進行投機。然而,被證明有毒的合成金融工具不只是CDS。債務抵押債券(CDO)的切割和投資組合保險合約同樣如此,這只是造成嚴重危害的兩個例子,其中投資組合保險合約是1987年股災的誘因。股票發行受到當局(諸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嚴密監管,衍生品及其它合成工具的發行為何不用呢?上述反射性及不對稱性的作用,應使人們拋棄有效市場假設,徹底反思監管機制。雷曼兄弟破產對消費者及企業行為產生了與20世紀30年代銀行破產同樣的衝擊效應,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面臨的問題甚至比佛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當年遇到的更嚴重。1929年未清償信貸餘額占GDP的比例為160%,1932年升至260%;2008年則高達365%,而且必定會升到500%。這還沒有考慮衍生品比比皆是的情況。20世紀30年代沒有衍生產品,而現在這種產品使形勢變得益加複雜。有利的方面是,我們經歷過20世紀30年代,並且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處方可以利用。泡沫破裂導致可能達到災難水準的信貸緊縮、資產清算、通縮以及財富縮水。在通縮環境下,累積債務的負擔可能使銀行業系統沉沒,拖累經濟陷入蕭條。必須全力防止這種局面。通過有序地創造貨幣抵消信貸緊縮、向銀行系統注資,以及登出或減記累積債務,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這要求採取激進的非常規政策措施。要實現最佳效果,應綜合採取上述三項措施。如果這些措施取得成功,信貸開始擴張,通縮壓力將被通脹幽靈所取代,有關政府部門將必須消除經濟中的過剩貨幣供應,速度要像注資時一樣快。除非首先激發其反面,然後減輕不均衡,否則難以避免全球通縮和蕭條並存的嚴重不均衡局面。為防止美國經濟陷入蕭條,奧巴馬必須採取激進的綜合性政策措施。除了高瞻遠矚的財政刺激計畫,還應包括整個銀行系統的強制性資本結構調整,並徹底檢修抵押貸款系統——降低抵押貸款成本,減少抵押品贖回權的喪失。在抗擊蕭條和通縮的過程上,能源政策也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美國消費者無法再充當全球經濟的發動機。替代能源和有利於節能的發展可以充當新的發動機,但前提是常規燃料的價格必須保持在足夠高的水準,從而使這些領域的投資變得合理。這要求將化石燃料的價格保持在一定水準之上。具體可以通過確定二氧化碳排放價格,徵收石油進口關稅等,以使國內石油價格維持在一定水準(比如說每桶70美元)之上。最後,必須改革國際金融系統。當前系統提供的遠不是一個公平的競爭場所,而是對控制著國際金融機構的國家有利,特別是美國,而損及週邊國家的利益。週邊國家受制於在華盛頓共識下形成的市場紀律,而美國卻不受約束。當前危機起源於美國,對周邊國家的損害卻更大,這表明了國際金融系統是如此不公平。必須協助保護週邊國家的金融系統,包括貿易金融,這要求能迅速提供大筆短期應急資金。周邊國家的政府還需要長期資金,以便實施反週期的財政政策。此外,銀行業監管需要國際協作。市場監管也應該是全球性的。各國政府還需在宏觀經濟政策層面進行協作,以避免匯率大幅波動和出現其他混亂狀況。本文概括簡述了扭轉全球經濟形勢需要做些什麼,它應能讓人明白這是一項多麼艱難的任務。本文作者是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董事長、開放社會協會(Open Society Institute)創立者。本文選自《金融市場新範式》(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電子書修訂版(PublicAffairs Books, 紐約)

2009年6月27日 星期六

是莊是閒?

承接上文討論世界的兩大遊戲規則。恰巧,今天畢老林在信報<投資者日記>中亦有提及這個情況,極具啟發性,大意如下﹕

從1944年布列頓森林會議,美國以採取固定匯率換取全球巿場開放,取代大英帝國的殖民秩序。老畢認為英美基本上奉行同一套遊戲規則,做莊做閒分別不大。但中美的遊戲規則絕不相同。美國可以做中國下家,讓中國鬆章,郤絕不能讓莊。

老畢言下之意,中美在世界舞台上關係必然會繼續相互交勁--即「磨擦著前進」(用老畢的話語)。

後記﹕回應老畢的一個觀點,英美做莊做閒,對世界經濟結構固然影響不大。但當時,英國又可以說不嗎?!

2009年6月23日 星期二

制度的本質

最近,普多斯讀巴魯克的自傳,其中不乏極其啟發性的觀點,特記如下

「行動需要及時付出,這一點可能特別突出了民主社會存在一個最殘酷的兩難現實。在民主制度下,多數人的意願理應是要根據規則和原則進行控制和支配。但對於處理很多關鍵問題,如果行動拖延至所有人均已看到需要采取行動,那必為時已晚。要是等到所有人都已看得清楚明白,一定是危險已經逼近或者讓我們無法控制了。」(Baruch: My Own Story)


一般來說,談論到民主制度,大家都是正面解讀這個制度。
即使是從較保守的角度來看,民主制度亦是一種能夠以和平方式除去不稱職領導者的制度(Karl Popper) 。但我們甚少注意到其另一面--即效率問題。

在和平時期,「效率」這個問題並不顯著。但當危機出現時,這個「效率」問題便有「致命」的影響。

貴為一代傳奇投機客,巴魯克在自傳中雖然沒有詳述自己的投機經歷,但他為民主制度下的資本主義社會規則(簡稱﹕遊戲規則)做了詳細的闡述,已令讀者受益不淺。

回看今日社會,咱們處於比巴魯克時代更為複雜的社會--既有歐美式(民主制度下)的資本主義這一套遊戲規則,還有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遊戲規則。在這個環境下,普多斯認為有幾個大方向要注意的﹕
1) 面對當前金融危機,兩套遊戲規則的處理手法有甚麼分別(特別是在政府處理問題的態度和效率上)
2) 西方的資金想流入中國參與遊戲,中國的資金亦想走出去參與西方的派對。大家對對方的遊戲規則熟悉嗎? 若不,甚麼時候才熟悉?
3) 會出現遊戲規則統一的情況嗎?


2009年6月21日 星期日

香港精神

承接上文所討論香港精神,
普多斯認為最能反映這份精神的行業是小販,
其高流動性和靈活性給香港人提供了很大的發揮空間。

剛巧,練乙錚在6月17日於信報的評論--從小販行業看香港沒落論
正是反駁這個一般看法(摘要如下)﹕

「這個現象,和一些企業愈長愈大、把原來某些小販幹的活吸收了,並不矛盾;賣菜小販變成超市僱員,亦不反映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性消失。在這個問題上,九五年經 濟學諾獎得主盧卡斯三十多年前寫過一篇經典論文,題為「企業的規模分布」(註2); 在文章的靜態模型裏,人們按自身的營商能力(entrepreneurial talent)或是選擇創業或是甘當僱員,而人群當中的營商能力分布狀況,決定有多少人自選成為創業者,而創業者的營商能力高低,則決定其企業規模。這個 道理不怎麼高深,但盧卡斯模型精妙之處,在於其動態部分。此前,經濟學家已經留意到一個實證規律:企業無論大小,平均百分比增長率都差不多;這個規律,稱 為 Gibrat's Law。盧卡斯把這個規律放進他的動態模型裏,推導出重要結果:在人均財富增長的同時,企業數目減少,規模增大,選擇當僱員的人數亦增加,選擇創業者的營 商能力門檻則愈來愈高。這些結論,不僅合乎效率原則,也合乎觀察到的現實;更重要的是,模型指出:當企業實質工資愈來愈高、超過一些營商能力不怎麼的人當小老闆的收入的話,這些人雖然選擇當僱員,但收入卻因此更高,在社會階梯上不是向下而是向上流動了」

對於上述專論(搬了一個nobel prize 論文出來),一般看法(即普多斯這類庸俗之輩)自然不能作出什麼回應,但普多斯還是認為練先生在這裡把問題的重心轉移了。

問題的重點是﹕
香港有提供機會給小販去競爭嗎?
而不是提供了競爭環境後會有甚麼結果。

近日新聞報導一個在中環當擦鞋匠數十年的師傅,因為政府部門告其阻街而面臨停業。

普多斯心想﹕
這位伯伯如何可以在大企業(例如某些一層式大型百貨店)裡,站在一個專櫃(booth)讓其為客人擦鞋呢?! 是否政府部門的過份擴張(科層的高度發展)導致香港失去了容納「小販」的空間呢?

「創意」救港?

在台北的三天兩夜行程裡,吃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街頭小食,每一樣都很有特色。
普多斯不禁反思起來﹕香港有甚麼特色小食?
說實在,貴為美食天堂,在小食方面咱們也不遜色﹕
煎鑲三寶,咖哩魚蛋,嗅豆腐...
甚至茶餐廳的雞尾包,檸七......
大排檔的干炒牛河,雲吞面等....
都是咱們引以自豪的代表作。

那麼,咱們最近又有什麼新作品?
......
珍珠奶茶
葡撻
各式各樣的特飲連所店
可是,這些全都是進口產品啊

普多斯看過一個電視節目,講述雞尾包的典故﹕
當時面包店每天都面對賣剩面包的難題,
於是,有人從雞尾酒裡得到靈感,嘗試將各式各樣賣剩的面包混合起來,
最終創出「雞尾包」
這才是一直支撐著香港進步的逆境創新精神

經常聽大眾傳媒引述說要以創新思維引領香港走出困境
但...不要先討論什麼宏大的科學園、中藥港吧
民以食為天,香港人的創意跑到那裡去呢?!

2009年6月20日 星期六

便利店的迷思

近日,便利店在香港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普多斯便曾看見一條街上有三間便利店相連的「奇景」。
便利店的過度競爭,反映出現時社會經濟不景氣。不少人看不見經濟前景,便走出來創業(自僱),希望在逆巿中殺出一條血路。

這裡,普多斯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便利店是以經營權形式運作的,即越多便利店開張,總公司的收入便越多。
那麼,「開設便利店」是一門生意,還是其本身便只是一件商品?
店主是在經營一門生意,還是只是一個「franchise」的消費者,去購買一份希望?

普多斯剛從台北旅遊回港 ,發現台北的便利店「繁榮」程度比香港更甚。不少便利店的窗櫉附加盟章程和表格,開店十分方便快捷。普多斯心裡想﹕便利店的繁榮程度是否與經濟環境成反比?

後記﹕台北的便利店十分有特色,服務範圍亦十分多元化。
既然香港的便利店巿場已過度競爭,為何便利店還不學習台北--從服務方面去突圍而出(differenti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