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25日 星期六
2009年7月21日 星期二
社會學課程的第一本書
「從這本書你會看到,國會真正重視的是「物」。「人」可以出生、結婚,死亡,而「物」卻繼續存在。在書中,一項工作要有價值,就必須成為「物」。如果你寫了一首詩,不管你用它換取甚麼樣的報酬,它都成為你的收入,按照最高稅率征稅。稅法規定—創作物需要處理為收入。但如果你以10美元的價格將詩賣給我,它就變成財產,如果我再把它以1000美元的價格賣出去,我只用支付資本利得稅—因此,相比而言,社會更青睞交換,而不是創造。……舉例,假如你寫了一首詩獲得成功,你的聰明稅務顧問會建議你趕緊去鑽一口油井。避稅行為將本該按照收入所屬稅率交稅的資金轉換成被稅法承認的「物」,最終創造出資本利得,降低了適用的稅率。」<見(c)Adam Smith, Supermoney>
同樣道理,透過稅法,咱們也可以更理解其它社會。
舉例說,在香港,由於沒有資本增值稅,加上拍賣土地是政府主要稅收來源,形成香港房地產會易升難跌的格局。
最近,普多斯亦讀到一篇金融時報的論述,指出英國的新稅務條例令多家跨國企業宣佈其總部將會撒離英國,其主要原因是新稅制令有關知識產權收入的稅務支出大增。
從稅務指南去瞭解一個社會,的確開拓了一個新視野
2009年7月14日 星期二
被坑殺的散戶
林行止先生在其專欄(7月13日)描述如下﹕
寬鬆量化的貨幣政策不因紙幣泛濫而收斂,反而有深化之勢。資金成本似有若無,受惠的除了負債纍纍的政府,主要還有期巿大炒家,因為沒有手到錢來成本近零的信貸,炒家便無法在巿場大賭(賭字不必加括號)。西方政府營造這種有助期巿瘋狂賭博的環境,其中一項目的,在讓少數國際金融機構可通過在期巿上炒作操控價格獲利以實其資本,助其恢復在金融海嘯中大傷的元氣。
謝國忠先生在其博客(6月17日)描述如下﹕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governments and central banks will suck investors into subsidising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volatility. We have seen this in the tech world before. Nasdaq attracts people with its ups and downs. Volatility creates the illusion that one can get lucky and become rich.
Over the past 20 years,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have been poured into tech space. The money has spawned many technologies to benefit mankind. But investors as a whole have not made money.
The same will happen to the stock market in general. A weak economy needs low-cost capital, preferably negative, to maximise employment. No one will put money into a sure loser. Volatility creates the possibility of winning. Nothing turns Homo sapiens into willing losers like a chance.
觀兩家之言,實有共通之處﹕在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在實體經濟毫無起色的形勢下,政府惟有在虛擬經濟上動腦筋,默許/甚至暗中相助(例如不理會實際經濟情況去維持低成本炒作資金)大鱷們在賭場上下其手。而這亦註定未來的金融巿場會大起大落。
P.S.: 普多斯特別喜歡「SUCK」一詞,認為描述得十分全神。但應該如何翻譯? 是「坑」乎?!
2009年7月12日 星期日
群眾行動主義
2007年2月
多数观察家认为,美国这种制衡的政治系统是美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再好的制度也可以被颠覆。以菲律宾为例,它是美国的殖民地,所以其政治系统和美国类似。但是,它却被少数几个家族垄断了政治数十年,其经济体制非常落后,以至于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依靠在国外工作的人赚取的外汇。即使是在推翻马科斯以后,菲律宾的民主式选举也只是让权力在同一组织的不同人之间交替。从菲律宾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个好的制度未必能够被付诸实践。
除了制度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群众行动主义”(popular activism)在美国大行其道。美国有数不胜数的非政府组织,如学校里的家长教师协会(PTA)、扶轮社(Rotary Club)这样的白领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种宗教组织。美国人恐怕是全世界最喜欢参加非政府组织的了,宗教尤其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超过60%的美国人都属于某个宗教组织。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只有在伊斯兰教国家,宗教的影响力才如此之大。
1831年,一位年轻的法国贵族托克维尔(Alex de Tocqueville)走遍了整个美国。他有感于这种群众行动主义的盛行,即撰写了《美国的民主》一书来记录这一不寻常的景象。因为在当时由皇室贵族所主宰的欧洲国家,普通民众仰视这些贵族,甘心受其领导,所以托克维尔会吃惊于普通美国人对国家的重大影响。
群众行动主义的盛行是美国得以繁荣的最重要因素。有了它,从坏制度中都可以诞生出好制度;没有它,好制度也可能沦为坏制度。只有足够的人关心并且肯花时间去维持,一个好制度才能持续存在并。而把领导权交给贵族的政府,一定不是一个好政府。
很难看出全民运动的起源,它或许是来自美国独特的发展方式。在美国的扩张过程中,边境城市必须奋力打拼才能求得生存,于是组织良好的城市生存了下来,反之则消失。民众对市政管理的普遍参与很可能是美国城镇得以存在的最重要因素。
2009年7月10日 星期五
遊戲規則衝突下的犠牲者
普多斯認為這是中西兩套遊戲規則衝突下的結果,而力拓卻不幸成為這個結果的犠牲者。這次「風波」的成因很多,不少專家亦已作出評論分析,普某無意在此重複引述,只想提出以下幾點﹕
1) 力拓是一家國際大企業,熟悉西方的遊戲規則,以其縱橫商界的經驗,不應犯「技術性失誤」而觸犯規則(指西方一套標準來說,或最低限度最終不會涉及法律起訴),而普某亦不認為力拓在中國處事會較其它地方「特別進取」。
2) 國家機密定義十分廣泛。在中國,理論上,甚麼事情也可以成為國家機密(視乎中央如何「釋法」而已)。而這正是中西制度本質下的重大分別。西方企業向來以策劃運籌見稱(例如用GAME THEORY推算對方博弈策略),但在不熟悉對方的遊戲規則情況下,想不到有一招「竊取國家機密」的可能性亦是存在的.....而這個失誤亦可能導致力拓早前與中方較勁時策略上沒有作出「調控」。
力拓事件帶來一個潛在的危機。正如普某早前在行政三分制一文指出﹕若果沒有一個具公信力的 G.M. (GAME MASTER),便不會有玩家願意參與遊戲,更何況是動之涉及數百億的國際貿易呢。若果中方繼續以政經配合「左右互搏」出手與西方企業交勁,只會令西方企業退出遊戲。在中國的控制範圍下固然是中資的天下,但中資又如何「走出去」? 最終只會引來貿易保議主義抬頭而已。而不幸地,在當前的經濟結構下,貿易保議主義的最大的輸家便是中國.....
2009年7月7日 星期二
幻想供應商
What show business required, he had also learnt, was to give the fans what they wanted. If they demanded fantasies, he would provide them. (“The longer it takes them to discover [who I am], the more famous I will be.”) 換言之,用經濟學人的說法,M.J.是一個在向大眾供應幻想的成功商人,其在公眾場合表現的離經叛道行為,是一個「商業決定」,外人(即大眾)根本難以從媒體中深入認識M.J.。而普多斯認為這個論述可以推廣至其它藝人身上。(即藝人只是向其目標客戶製造他們想要的)
這裡出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大眾明明無法從媒體去立體地認識一個藝人,但偏偏,大眾還是很喜歡從媒體的種種「花邊新聞」去「認識」藝人,而藝人的「成功」與否往往很大程度視乎其被「偷窺」的程度(“The longer it takes them to discover [who I am], the more famous I will be.”)。另一方面,大眾是否知道他們所認識的未必是一個「真相」? 還是大家根本不在意真相,大家只是需要一份寄託和幻想而已。
行政三分制
據練先生所說(普多斯同意),在祖國眼中,香港的價值並非甚麼基建,科技,創意,或近來的甚麼6大產業,而是香港吸收了英式的一套行政管理技巧及法治精神,並行之有效的寶貴經驗。內地以深圳作為一個融合試點,寓意深遠,見微顯著,值得深思細味。
不過,練氏亦指出祖國改革的阻力與困難(主要論及上層政治鬥爭方面)。普多斯希望從法治與媒體監察方面作多些補充。
西方的三權分立有一個關鍵的基礎--法治獨立。這是整個制度(可引伸至金融體系成敗)的基石。試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近日上海出現史無前例(引述當地居民在電視台訪問述語)的整楝樓倒塌事件。這件事當然引起各地廣泛討論。當地居地十分關心同一個屋苑其它樓宇的質素,要求發展商退還款項。普多斯與友人討論此事時,大家對退還款項均不表樂觀。但類似情況,若發生在香港或其它歐美地區,大家可能會較安心(大不了最終便上court打官司吧,明擺著是居民有理,大家不擔心打官司)。這個「信心」便是源自法治獨立。而不要看小這個「無形」的資產,星斗巿民投資一百幾十萬尚且缺乏信心(缺乏遊戲規則的守護),那些動之數千億的機構會放心將大比重資產放進內地嗎?
另一點是媒體監察功能。練先生在文中亦舉一個例子﹕在西方「規條說不清的事,你做不做,自己用常理想想--明天<華郵>刊在頭版會怎樣?」言論自由,訊息流通是一個強力的監察工具。
而說實在,祖國在這方面亦有很大的進步。早前普某與友人到深圳遊玩,看到某雜誌封面頭條竟是塌橋事件和「有背景人士」飛車撞死人事件。普某大感驚訝,連忙買下來細看(盛惠人民幣10元,不算便宜),看出有些媒體實在是有心扮演一個社會監察者的角色。
可是,這只是一個「局部戰」,從整體來看,祖國的媒體自由問題始終是一個「結構性難題」。最近,「綠壩」事件已令普某在深圳一行的良好印象一掃而空。不論「綠壩」是想過濾甚麼資訊,但其「過濾」的出發點而令普某感到惋惜。
2009年7月4日 星期六
資本主義的美德
這番話令我想起村上春樹在<舞、舞、舞>的一段話﹕
「沒有野心,也無希望。只是把委託給我的工作有系統地收拾妥當而已。跟除雪一樣。老實說,我也不是沒想過這是不是在浪費生命。然而因為浪費了紙張和墨水,就抱怨說浪費了自己的生命,似乎也不是那麼有道理。我們生活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在這裡,浪費是最大的美德。政治家稱之為資本主義社會所需的洗練化。我稱之為無意義的浪費。看問題的方法不同麻。若是不喜歡的話,只好跑去孟加拉或蘇丹了。」
環看四週,相機的象數越來越高,電視越來越薄,電腦越來越輕。當然,咭數也越來越多。然而,這正是所謂資本主義的「美德」。當年,歐美各國不也是向第三世界國家大開信用咭嗎?
「先拍膊頭兼送野俾你,數可以慢慢找,甚至借新債幫你還利息,無錢就用資源代付。」(節錄自畢老林的投資者日記)